我的梦与中国梦

作者：杨寿堪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我六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充分说明：个人梦与中国梦、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离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也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

　　一、伟大时代圆了我大学梦

1949年新中国成立，神州大地莺歌燕舞，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正是在这个好时机，1953年我幸运地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圆了大学梦。当时可以说是我们大学生的“黄金时代”，不仅生活上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还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教我们主课的老师都是国内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使我受到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人生观。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大学需要大量教师，因而我毕业后又幸运地留校工作，实现了大学教师梦。

　　二、农村劳动锻炼使我终身受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高校教师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大潮中，1957年底我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下放到北京郊区昌平县永丰屯乡屯佃大队劳动锻炼。我决心在农村好好劳动，学习贫下中农的优良品质，认真改造思想，实现成为工农知识分子的梦想。我主动地与社员打成一片，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劳动不怕苦不怕脏。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自己思想感情上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大约半年后，我把下放劳动锻炼的初步收获进行了总结，并以通信的形式向北师大领导作了汇报，后来被刊登在《师大教学》报上，中国青年报又以“把心交给农民”为题摘登了其中一小部分。这次下放锻炼，虽然时间不太长，却使我终身受益。

　　三、大学停课闹革命期间路在何方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停课闹革命后，按学校规定，教师下到学生中去与同学一起战斗。当时我下到政教系一年级一班，每天准时到达指定宿舍或教室，除了按惯例“早请示晚汇报”外，还要学习最高指示，抄写大字报，写大批判稿等。此外每年收获季节，与学生一起到农村帮助农民麦收。长时间与学生一起学习与生活，加深了师生情谊。后来有的学生分配到外地工作，有的还当上官员，但我们一直有联系，这是我在大学工作中的一段难忘的日子。因为大学停课了，至于以后大学前途怎样谁也不得而知，这使我们当老师的心情很不安，进而不能不考虑一个现实问题，即今后自己的出路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利用闲暇时间，有的教师自学中医知识，为今后找工作做准备。由于偶然原因与机遇，我开始学习看手相，并从一位同事那里得到一本识别手相的手抄本（当时这类图书在书店很难买到）。“手相”实际上分成两大部分：手纹、手掌颜色与疾病的关系；手纹与寿命、事业、爱情等关系。虽然有一些同事要我给看看手相，但我只当作一种闲暇之余的消遣方式罢了。我觉得这不过是我整个人生经历中的一段小插曲。

　　四、学校的信任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提供难得舞台

“文革”结束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的政治路线，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从此祖国大地又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沿着正确轨道乘风破浪前进，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知识分子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伟大时代为我们大学教师提供了大展宏图的好时机。我和许多教师一样，利用难得的好时机，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着，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完成了两本著作和一本译著，发表十多篇文章，1985年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教授梦。不久学校又任命我为哲学系主任，一干就是七年（共两届，1987-1994年）。从一个最普通教师晋升为系领导，无论在思想准备上，还是实际工作的能力上，都是始料不及的。我十分感谢七年期间先后与我一起工作的老师们，由于他们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他们出色的工作，使我系比较好地处理与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我两届任职期间，先后是在王梓坤校长、方福康校长领导下工作的，两位校长给我许多指导与帮助，我永久难忘。七年系领导工作，虽然很辛苦很累，也耽误了不少自己的科研时间，并且由于自己能力有限，也为有的工作没有做好感到遗憾，但它都为我实现人生自我价值提供了难得的广阔舞台。

　　五、从不懈怠努力追求学术创新之路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整个哲学界有较好的自由民主学术气氛，学校为我们创造较好科研环境，加之我卸任哲学系主任后有较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成为我学术研究最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结合我承担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原国家教委人文科学“九五”博士点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北大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学东渐史》研究项目，经过六、七年艰苦努力和同行们的帮助，完成了三部著作《冲突与选择：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20世纪西方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实用主义在中国》，并发表20多篇文章，其中多篇为《新华文摘》转载。这里我简要地讲一下《冲突与选择：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一书。该书突破了传统的写法，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围绕反传统形而上学“转向”的历史意义与理论形式；反理性主义“转向”的主要哲学流派及其理论特点等五个“转向”问题为中心，对现代哲学思想进行梳理与阐释。最后对现代哲学关于“转向”与继承、“道”与人生、理性与非理性、语言与世界、“消解”与发扬等问题进行了辩证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书独到见解得到哲学界的关注与好评，被一些高校哲学系列为学生阅读参考读物，1998年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实用主义在中国》一书被评为全国图书奖，并在2011年再版。我列举这些事实，丝毫没有显耀之意，因为作为一名大学老教师做出这一点成绩完全是应该的，而且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我之所以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在科研工作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且一直坚持不懈探索与追求学术上的创新之路。

　　六、耄耋之年我人生最后的梦

我退休后还承担哲学系研究生《西方哲学名著导读》课程的教学工作。2003年，应北师大珠海分校领导的邀请，到珠海分校“打工”，发挥“余热”，主要负责学校教学督导、教学评估、通识课程评审等工作，并兼任政治理论课教学。七年分校工作，得到校领导的信任，与广大教师相处融洽；工作顺利，心情舒畅；而且珠海自然坏境很好，我对珠海产生依恋之情，珠海成为我第二故乡。由此我萌发了一个念头：把自己文集整理出来，在珠海出版社出版，以作纪念。当我把此愿望同分校领导谈及后，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2012年初，当我拿到出版的 《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时，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当即写下一首打油诗：“苦苦求索六十将，从未止步不张扬，如今人生末一站，论丛出版喜难忘。”以表示实现自己学术论丛出版梦的心情。
　　我现在已进到耄耋之年，当我80寿辰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感慨万千，随即写了下面几句话：“无悔昨天，不愁明天，过好今天，百年升天。”如今我唯一的愿望，也是我最后一个梦，就是希望能亲眼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一个一百年（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能圆这个梦，我就终生无怨无悔去见马克思了。（作者系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13.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