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校长介绍之一：

良知的回报———独家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华生

解放周末2008年5月9日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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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众多股民来说，经济学家华生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因为在股市发展的许多关键时刻，总能听到他那独特的声音。
　　
　　而鲜为大众所知的是，在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几次重大变革中，都闪耀着华生的真知灼见：无论是价格双轨制的率先提出，还是对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的勇敢建言。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了这位历史的特殊亲历者。
　　
　　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逐渐明晰的人生，有时艰难迂回，有时光芒耀人，不变的，是一位经济学家对良知的执著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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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华生，在北京北四环边的一座大厦里。
　　
　　他谦和地笑，言语温和，谈话时把玩着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起的笔，毫不张扬，一副儒雅书生的模样。
　　
　　生于1953年的他，在20多年前，全然不是这般性情……

　　
还有第三种方案，华生演讲

　　20多年前，锋芒初露的华生，参加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
　　
　　1984年，31岁的华生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念研究生。
　　
　　当时，城市经济改革已经开始，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僵化的价格体制。“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提交国务院讨论。”华生这样描述当年的经济现实。这在20多年后的今天，简直难以想象。
　　
　　“莫干山会议”的正式名称是“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于当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
　　
　　会议颇有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味道，筹备始于媒体征文，以文选人，不计学历、不论职称、不问职务。当时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群体，通过这个会议登上了中国改革理论探索的舞台。国家发改委经济所教授常修泽曾开玩笑地说，后来“上山”成了一种荣耀。
　　
　　会议分成多个小组，如工业、城市、农村、政府经济职能等等，价格改革正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即所谓的“调派”和“放派”。“调派”主张对价格实行大步调整或小步快调，“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争论异常激烈。
　　
　　这次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这群当时并不知晓会议背景的青年学者不游山玩水、不看电影休闲，全情投入为改革献计献策，让与会的老同志刮目相看。活跃的讨论经常延续至深夜，甚至通宵。
　　
　　在激烈碰撞中，一种新的思路产生了。“我和参会的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几个人，也都是研究生，提出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即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方案。”
　　
　　当时，大家觉得华生笔头快，口才好，最不怯场，就让他代表发言。
　　
　　在价格组挂牌争论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最后一小时，调、放两派的辩论依然没有头绪，这几个人申请发言说：“还有第三种方案。”华生上台演讲。
　　
　　第三种方案受到了关注。会后，价格体制改革形成了一个总报告后边有两个附件，一份讲调价思路，另一份是华生执笔的会议纪要《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实现价格改革》。中央领导很快批准，价格改革从此开始了双轨并行的历史。
　　
　　价格双轨制实行，一直有争议。到1988年，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的交锋到达最高点，强行闯关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价格双轨制最后怎么真正完成的？1989年以后我们一直提倡的放调结合加快了步伐，所以到1992年完成了，再也不争了，再也没人说双轨制好不好。再过10年，又觉得，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危险的价格改革也没闯关怎么就走过来了，于是又有很多人说是双轨制起作用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这样评价：“双轨制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的过程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美国一些知名大学将价格双轨制作为经济平衡过渡的重要案例搬上了讲台。
　　
　　今天，当华生再回望这段经历，遥想当年激情之余，他内心始终明晰：“改革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和掌声。改革不是革命，它包含了妥协、代价和弯路。”他清醒地看到双轨制是一把双刃剑，而它的深层涵义在于，“这种以增量解决存量的渐进改革方案，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直面症结的理论勇气

　　一群研究生的改革设想能和中央领导交流，甚至转化为政策实施，在当时异常令人激动。
　　
　　“莫干山会议”后，崭露头角的华生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关于改革的会议，“经常跑中南海，在领导身边，直接参与经济改革的决策”，就这样被推着、逼着要从改革的全局上费尽思量。
　　
　　在此背景下，华生和他的同伴们于双轨制之后的另一理论创新“资产经营责任制”渐渐明晰。1985年下半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企业承包经营改革阶段，至1986年，华生因《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一文，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在文章中，华生等人提出，企业改革之所以裹足不前，关键是没有抓住资产这条主线，提出应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集中于资产管理部门。受国务院领导委托，华生当时赴沈阳、重庆、南京、武汉等改革试点城市，组织、协助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和实验。
　　
　　他们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与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以及国资委的成立，都有着前后相承的理论关系。
　　
　　一头钻进去，不及其余。这是华生的激情，也是他的书生意气。“当时年轻，真是得理不让人。我认为对了的，就一定要争取，得罪了不少人。”
　　
　　在那段岁月里，华生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的改革历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幸运，又或许是种宿命。
　　
　　1987年，华生作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参加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项短期进修计划，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结果在牛津读书，到剑桥任教，一走十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生回到北京，“被原单位开除了，房子也被收了”。这个时候，下海是“不得不”的选择，“要吃饭”。华生找了留学时候的朋友一起创业。他们在北京开火锅城，投资过养殖业，办过学校和书店，后来利用海外资源引进ISO9000国际认证业务，才慢慢开始赚钱。如今，他已辞去全部企业职务，只留了一家军工企业的董事长之职。
　　
　　从学者到商人，这其中的心理落差，巨大。
　　
　　“开头可能没意识到，那时候为生存挣扎，有一段时间一本书也不看，甚至报纸也不看了。但是后来稍有点空，就又开始研究那些经济问题，慢慢你觉得企业真还不是自己的归宿，你一直感受到召唤，原来你还是更适合做学问。”
　　
　　在学术领域沉寂多年的华生，这一次选择了直面中国股市的制度症结。华生留学英国期间，有过一段海外股民生涯。虽然当时“赔了钱”，但也促使他开始关注和研究资本市场：“这对我后来看到股权分置问题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有了国际化的视野。”
　　
　　“中国的股市与我在英国看到过的有很大差别。三分之二不流通，三分之一流通，不流通就没有价格啊，没价格怎么算市盈率呢？”
　　
　　1998年初，他在《经济研究》上以“东南大学清风教授”的笔名发表文章，首次明确提出股权分裂的分析框架，指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产权关系不清是中国股市的制度症结。
　　
　　文章发表之后两三年，华生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哪怕是批评的回声都没有”。在退出热闹的改革理论舞台后，他第一次感到，学术研究需要耐得住坐冷板凳的寂寞。1999年底，他在《证券市场周刊》读到张卫星的“新淘金记”，这才在股权分裂问题上，发现了第一个知音。
　　
　　2001年6月14日，国务院发布《国有股减持方案》。敏感的华生立刻写就《漫漫熊市的信号———国有股减持方案评析》。但文章却找不到地方发表，因为当时市场连创新高，媒体都不愿逆势而行。当年7月1日，文章得以在《时代财富》杂志发表。在国有股减持还在被一片唱好之时，断言国有股市价减持会误国伤民，华生再次显露出了他的理论勇气和自信。
　　
　　国有股市价减持方案发布后，股权分裂问题给股市带来巨大困惑和压力。经过长达4年的熊市，业界逐渐形成共识，股权问题必须解决。2004年，“国九条”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到2005年“五一”前夕，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股权分置这个题目给我带来的学术成就感更大。”华生说。当年提出双轨制和企业改革的设想，其实是在改革大潮中时代造就的一种机遇，能否采纳和产生社会效果，完全看能否直接影响决策者。而在股市问题的讨论中，他已成为一个无人知晓的普通学者。“媒体几乎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必须靠一篇篇文章来影响社会和公众，最后也许是决策者。这样付出的辛苦更多，但这是更为公平的竞争。”
　　

我从不预测个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从2001年股市接近最高点时的《漫漫熊市的信号》，2005年股改试点时的《市场转折的信号》，2006年《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到2007年的《市场过热的信号》，华生这几篇重要文章都准确预言了近年来中国股市的涨跌起伏。
　　
　　于是，他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股民和普通百姓所熟知。
　　
　　于是，他总是一再一再地被问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一次，面对我们的采访，他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一直说市场需要调整，第一是需要大的调整，第二需要长期的调整。而且这个长期不是以天来衡量的，也不是用月来衡量的，而是要用年来衡量。”
　　
　　的确，早在去年5月10日，华生就在撰写的文章《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股市》中指出“急剧发展的市场中有了相当多的泡沫性的成分”、“希望繁荣能够有一个牢靠持续的基础，不希望它一下子就吹得特别大”。
　　
　　这话像泼到热烙铁上的冷水，显然不是人们愿意听到的。几天后，华生去参加一个上市公司市值研讨会，很多熟人都问他：“你写文章说要跌，怎么还没跌？”华生说：“你别急呀。”后来5月30日发生的事情印证了华生的判断。
　　
　　2007年的华生已经很沉着和自信了。但他不是没有自我怀疑过，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永远准确地预测未来。
　　
　　2005年6月6日，华生的《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发表以后，也是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出那句著名的“股改开弓没有回头箭”之后，当天沪指跌到了998点。当时，华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很明确地说，熊市正在死亡，牛市的脚步已经走近，这个时候不应该仓惶出逃。如果错了，我会身败名裂，会误导多少股民。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作为一个学者就是要坚持自己研究的独立性。”
　　
　　事实证明，华生的预判屡屡应验。“如果你想做得好一些，你就要谨慎地把你的判断限制在你的知识和能力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这样相对来说你的错误就会比较小。”华生说，“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你要有理论勇气。不要因为这个话和现实相差太远，或者因为怕这个话伤害了太多人的感情，你就不说，或者不敢说、不愿意说。”
　　
　　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预言家”，并且“从不预测个股”。因为学者对世界的感知，是通过无数案例、借助由学识积累而产生的洞察力来观察其规律，对于学者来说，“个股只是数据不是结论”，这也是学者与股评家的分水岭。
　　
　　在华生看来，一个经济学家要有“公正的旁观者”的责任感、距离感和伟大的同情，就像他的博士生导师、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教导的那样，去追求真理，揭示事物的本质。
　　
　　“当你进行经济研究，你实际上要揭示那个事情的本质———它的贡献其实也是在这儿。”华生说，“如果你揭示了本质的话，你是保护了大多数人。如果你附和着讲一些虚假的话，熊市的时候悲观失望，牛市的时候火上浇油，那种做法是最伤害人的。经济研究对民生的作用，不一定是当时的和直接的，它需要一段时间和实践去检验。”
　　
　　讲这番话时，华生向办公桌上的电脑显示屏望了一眼，上面正显示着当天的股市图线。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他始终秉持着身为经济学家的良知。
　　
　　看着股市的起起落落，他感慨道：“我们应当告诉大众，财富不是‘炒’出来的，股指要上涨，最终都是依靠每个公民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而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认识真理如同观察山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激荡的30年间，相隔二十余年，三次参与国家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三次以不同的身份出场，华生的人生经历可谓精彩且耐人寻味。
　　
　　这一次登场，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依然是想为改革出谋划策。华生说，“我是因为十几年前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问题，别人老也不关注，我就反复宣传，推动政府来做这个事情，自然就对股市研究得多一些。”
　　
　　从华生的言谈中，很容易就能感觉到他对改革开放的那份特殊的感恩之情，话语中总带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的经历在同龄学者中很有代表性：1966年13岁时步行参加大串联，15岁上山下乡，在农村一干就是5年。其间，他当过一年的生产队长。之后，又转到当地工厂当工人，担任过车间主任。又是5年。直到25岁时国家恢复高考，他才进入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开始真正的学习。4年后，他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并多次参加农村和工厂调查。在华生考入南京工学院时，他的数学没有及格，英语连26个字母都写不全。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寻找读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能找到的书多是马列全集、《资本论》等，于是，人们常常能看到光着脚坐在田埂上的华生，拿着这些厚厚的著作读得聚精会神。而4年后，他以数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
　　
　　大学，研究生，留学英国，归国奋斗。华生铭记着时代赋予他的每一次机遇，“我是一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成长的受益者。”
　　
　　带着这份感恩之情，他一次又一次以一己之力关注改革的路径。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时，华生执笔了一篇《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的长文，“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被摸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20年过去了，如果关键词换成“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等，同样有效。对此，他很感慨。
　　
　　改革开放的成就，华生为之喝彩。而在巨大进步与成就面前，现阶段老百姓为何存在诸多不满的情绪，他给我们作了精辟的论断：“这反映了大时代的进步与小时代的更替。”
　　
　　在华生看来，如今的中国人已成长为自主意识强烈、求真务实的现代人。他们把进步看作当然，把挑战视为问题，对生活的日益改善有着当然的预期，再不是异口同声称颂功德的时代了。这是大时代的进步。
　　
　　而从小时代的更替来看，“过去的成功，意味着我们正确地应对了当时的挑战，认识今天的问题和明天的挑战才能有以后的成功。因此，对现状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改革的否定。”上世纪80年代，我们完成了脱贫脱困的任务；90年代，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帮助我们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发展里程碑；进入21世纪之后，外部面临资源和市场空前剧烈的争夺，内部面临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不断增长的窘迫与压力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大可不必听到一些负面的反映，就像堂.吉诃德看见风车一样惊呼：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已经结成了反对改革的同盟。”
　　
　　他进一步阐释：“认识真理如同观察山脉，往往要隔一段距离、隔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更加真切。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真正意义，在于走好今后的30年。”
　　
　　关于历史与未来，华生有着更为长远的理解：“这个我们已经走过的30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不是最后的、也不是最精华的30年，中国改革目前为止只是给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实现强国富国梦想奠定了一个基础，但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现在人均GDP刚刚超过2000美元，东亚、拉美在这个阶段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大规模动乱、对抗和倒退，仍然有可能在中国发生。今后30年，中国社会能够基本实现城市化以后，我们才能说中国社会的这次现代化转型基本已经成功。现在，是时候抬头看今后了。”

　　目前，华生又开始系统地总结、思索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说着这些的时候，他神情严肃，褪去了青年时代的锋芒，而他的思考与表达已更为深沉。
　　

没有深入研究，就不要随便发言

　　30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的地位随之水涨船高，被捧为时代的宠儿。而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诟病也越来越多。
　　
　　一些经济学家不再甘于在艰苦寂寞的专门领域搞深入研究，急于包装成名，急于扮演公众人物，急于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经济学家社会角色的严重错位已是一种显然的社会现象。
　　
　　对于这样的现状，华生也颇感无奈。可事实是，越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越需要经济学家们以智慧和良知，发出负责任的声音。“经济学家当然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和学术立场，而不该去附和媒体乃至大众一时的喜恶。这就需要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以理服人的平等态度。”
　　
　　“那么，在学术观点和民众感受发生偏离时，该怎么办？”记者追问。
　　
　　“这个时候，更需要在学术界内部展开充分说理和符合学术规范的公开讨论和争论。这时切忌居高临下，把争论两极化，用反对改革和不许鼓噪的封条贴住别人的嘴巴。”华生信奉一条准则，“没有深入研究，就不要随便发言。”
　　
　　但实际是，一些被称为主流的经济学家谈了那么多国企改革，却不愿、不能回答MBO（管理层收购）是否是企业发展的方向这样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至总是答非所问；说了一大堆关于股市的话，却不清楚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最深层的制度缺陷，以至不觉得市场化高价增发、国有股市价减持有任何问题，相反强烈质疑股改给社会公众股东支付对价；分析了那么多发展和增长方式问题，却并不理解转变中国增长方式的枢纽所在，以致既不知城市发展的畸形，也不懂农村问题的症结；一些经济学家成了杂家、路路通，什么问题热就对什么问题发表见解，如此等等。
　　
　　对此，华生坦陈己见：“经济学家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掂得出良知的重量，否则最终只能导致这个群体在群众中失去公信力。”
　　
　　在去年股市指数一再刷新最高点、几乎全民疯狂炒股、市值与我国GDP增长严重不符时，一些学者、股评家还在一味迎合股民的心理，盲目地鼓吹“牛市”、“牛市”。“经济学本该是让人幸福的学问，而不是拿来谋私利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年轻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还不够成熟，学者就更应该说负责任的真话。市场也应该有更为科学合理的监管机制，尽可能杜绝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是从事经济学研究数十年后，华生的肺腑之言。
　　
　　他想到了曾经，“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真正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作出贡献的‘主流经济学家’如薛暮桥等人，学术包容、说理充分、平等待人，经常自我批评，从不吹捧包装，反而既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又得到大众的尊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样一个为历史进步而费尽力量、全情投入的华生，在逐步从商场隐退后的2000年，就任了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一职，他在学校的显眼之处，挂上了清末名臣翁同龢的一副对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他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记者不解，问他何苦再耗费精力去办学，他一笑，说：“你们知道我给华侨大学提的校训是什么吗？两个字：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