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校长介绍之五

　　　　　　　　　　　　　　　　　　　　　让历史记住他们

　　　　　　　　　　　　　—— 推动中国发展进程的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带来了经济学界的春天，几乎没有哪一个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可以象经济学家们那样春风得意，不但国家高层领袖时常问计于他们，在民间他们也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以至于许多人成为“明星”。改革开放初始，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的主要是马寅初、孙冶方等几位勇于追求真理的学界前辈，接着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杨培新等成为“名角”，再后来，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崭露头角，在历史的长卷中印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有的是在西方经济理论的阐述和经济研究的规范化上做出了贡献，有的为经济学的“本土主义”流下了汗水，有的则为经济学的实践性奉献了智慧。我认为，抛开纯理论性的贡献不谈，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林毅夫、王建、华生、胡鞍钢、汤敏、陈东琪、田源、李江帆、迟福林……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可以无争议地写入民族的史册。在这其中，有四位纯民间背景（高校、独立研究机构）的学者表现得格外突出，在此我们给出他们的名字和培养了他们的高校，总结出其带有鲜明“所有权”性质的业绩，以激励青年学子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林毅夫——中青年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台湾大学）

　　胡鞍钢——在民间和高层来回穿梭的国情专家（唐山工学院）

　　董藩——印证中国统战制度有效性的青年经济学家（东北财经大学）

　　华生——20世纪80年代的风云人物 （东南大学）
　　
　　以下是华生同志的专题报道：

　　他生于1953年，东南大学本科毕业，1982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1-1995年应聘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回国后先入商界，现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1985年后，华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并任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年轻的研究集体，这个研究集体不断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声名鹊起，华生也因其中两项建议被明确采纳而格外引人注目。1987年，为数不多的“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名单公布，34岁的华生名列其中，这足以证明当时这位年轻人在学界、政界产生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统的计划定价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虽然仍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完善计划定价制度来克服其弊端，但改革这一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人主张完全用市场定价制度来代替计划定价制度，但华生等人认为，“企业、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和现有的价格体系、生产结构密切相关，价格的一升一降涉及到千家万户。完全不顾及价格调整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动，很难行得通。”“集中性的调价办法和分散化的利益格局之间的尖锐矛盾，是当前价格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1984年，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全国首届中青年理论工作会上，华生等人宣读了题为《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的论文，明确提出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即“清理和收缩原指令性计划和统配物资的范围。企业自销、超产部分和地方企业生产的未纳入统配的物资，应分别情况，一次或分批取消现有的价格管制”；在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后，再参照市场价格对计划价格进行调整。这种“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的办法，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为中央政府采纳。但是，“双轨制”的实行在国内迅速催生了一批“官倒”，一度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华生等人也招致了许多责骂。但作为由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的过渡，“双轨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软着陆”方面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华生等人提出来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篇重要文章中，华生等人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管理部门，从中央到地方管理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及考核体系。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集中于资产管理部门，各级资产管理部门全权负责资产的完整、增值和收益，只对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负责。华生还受国务院领导委托，亲赴若干改革试点城市，组织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和实验。华生的这些建议和设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是典型的表现。

近几年，华生教授开始关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最早提出“股权分裂”的观点，并提出了“破解全流通之道”。华生对中国高层经济决策圈的影响已今不如夕，其建议能否再度影响中国改革进程，尚有待观察。但一个学者能够像他这样，用自己的见解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并亲眼看到它的实践和成功，已是幸运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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